刘玉书:数字中国崛起背后的中国特色力量

发布者:李义良发布时间:2021-12-22浏览次数:12

刘玉书:数字中国崛起背后的中国特色力量

作者刘玉书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宏观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本文刊于1221日新浪意见领袖专栏。

在回顾数字中国发展历史后,较之于其他国家,我发现有几个中国特色因素与数字中国的迅速崛起直接相关。

一方面是政府保持了持续一致的社会治理力量: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经验积累为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跃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数字化本质上是管理经验的工程化和自动化。数据和算法都是由人创造的,一个时代的革命性发展与之前的基础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为中国数字时代的腾飞打下了三个扎实的基础。目前国内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为我国之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本文择要综述。

学者武力从资源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计划经济在集中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的简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保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7期)。

申立平、申忠民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曾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并有效地调动了全国的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申立平、申忠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困境》,《文学家》(理论版),2010年第4期)。朱佳木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发现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自主基础工业体系使得我国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差距大大缩短了, 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这是很值得我们肯定计划经济的作用的重要方面(朱佳木,《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另外,资本和金融角度看,早期的计划经济体系也有独特的优势。沈秀伍和徐涛从工业筹资方式对我国早期计划经济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需要密集和持续的资本投入和支持(沈秀伍、徐涛,《从工业筹资方式看计划经济及其转轨的必要性》,《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8期)。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创造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为钢铁大国这样的业绩,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保障是很难实现的。而这些基础工业和国防体系的建设,是构成一个拥有自主创新独立产业链的基础。这在数字时代,是所有基础数据链的源头。

综上所述,在看到现在我国数字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同时,更要看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所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也是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的内在联系。一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并形成了产业经济分区;三是海量计划经济的调控为政府的数字化管理积累了扎实的经验。

在看待数字中国崛起的过程时,我们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在基础工业积累、自主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统一市场、基础人才积累、普及教育及推进社会阶层平等方面所奠定的坚实基础。特别是要看到前三十年艰难探索中培养了大批能够在后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敢闯敢干的组织干部,这批人无论是留在体制内,还是后来加入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早期改革开放和后来的数字化转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组织学习能力契合了信息技术革命的要求。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形成于20世纪初期,由俄国社会民主共党所创用。19276月党的五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历次代表大会,在制定或修改党章中都会对民主集中制作了阐述,党的领导人也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重要的论述,使民主集中制在中国获得了创新性的发展。民主集中制理论随着我党作为执政党经验的不断积累,理论体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并且始终保持着与时代的紧密结合和密切联系。在信息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通过即时交互数据链形成一个天然良性循环的闭环。中国现有的民主集中制模式与人机交互的即时信息交互数据链相结合,能对社会发展和变化产生非常即时的反馈,确保社会和市场的秩序。极大降低了维护统一市场的成本。

此外,有一点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国民主集中制的学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信息技术革命以来却越来越重要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学习能力。与民主集中制相配套的,中国有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在职官员培训体系。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组织学习培训体系主要以党校和行政学院承担。以党校为例,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3000所党校不仅负责对4000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

中国共产党这套庞大的学习系统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中间是各级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第三是中共与国内外高校合作的培训项目。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党对干部培训的高度重视,干部培训体系在中国成为仅次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二大教育体系,干部培训的规模相当惊人。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级党政干部约有1.5亿人次受训,其中,1978年到2002年约培训3000万人次,2002年以来培训1.2亿人次。官员的系统性、终身学习培训机制对于维持民主集中制的高效性和先进性起到了基础上性的作用。学习型的组织与动态发展的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